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下) 作者：马未都 过渡期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天启崇祯青花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崇祯笔筒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很急，就说：“我有两千美金，行不行？”实际上我在变相地跟他讨价还价，利用美金跟人民币的差价。他说：“不行。”我就开始翻兜里的钱，翻出一千多块钱，搭上了。我说：“我就这些钱了，行不行？”当时美金按汇率折后的人民币以及搭上的钱加起来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与他的要求只差二百块钱，严格说，我只打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最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笔筒在晚明出现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最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明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最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明末江山之争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最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他打进了北京，拿下政权，可惜只有三十多天。他这大顺军一丁点儿都不顺，稀里糊涂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灭掉，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但由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的问题是树敌太多，杀戮无数，导致自相残杀过于厉害，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权，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明朝残余的政治力量，也能组织起来小朝廷，称为“南明”，确实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势单力薄，偏安一隅，没有办法再度统治这个国家。最后，就剩下满洲贵族。满洲贵族并不是有很多优势，只有一个长处，但这一个长处，就让他们拿下了江山。这就是团结包容，精神层面的长处。他们完全没有内讧，冰释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谈这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但过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敌当前时全部化解，一定要团结起来拿下江山。有学者估计，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六十万人。当时汉族人是他们的二百倍，就是有一亿多人。据说努尔哈赤起兵时，也就一万五千人，但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而且事后又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人数的比例悬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们是满文，咱们是汉文，汉文和满文之间不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屏障怎么去突破呢？顺治一入关就拼命学习汉文，史书记载说他原来不认识汉文，但通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可以通读《三国演义》。这显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刚开始认汉字，想三年以后看《三国演义》，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了清政府亲近汉文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最重要，由于这个态度，导致清政府后来对中国的统治变得顺利起来。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正月理发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这个民俗很奇怪，怎么来的呢？后来我去查书，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当时满人入关以后，要求汉族人剃发易服，就是把头发剃下去一块儿，换一身服装。汉族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我不能随便让你给我剃了。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没想到这个政令遭到汉族人极强的抵抗。为什么现在有剃头担子？就是当时搁在路口，谁不剃，现在马上剃！有的人就说：“我脑袋你能给切了，头发不能动。”顺治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么下去会引起汉族人强烈的心理抵触，于是就网开一面。 　　剃发和理发是两个概念。“剃”是从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说“理发”，都不是剃秃。今天很少有人剃发，我小时候老看见街头有剃头师傅拿一把刀，锃亮，噌噌在那儿磨，把老头儿按在那儿，脑袋刮得锃亮，这叫剃发。理发是梳理的意思。 　　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剃发令，这个诏令下来以后，老百姓就说“思旧”，还在想过去的事。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霉了。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顺治青花 崇祯朝起，尤其到了顺治，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落花流水纹，都是这个时期画的，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我们还很思旧。明、清的改朝换代，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满族统治，明朝是汉族统治。所以这次改朝换代，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日常的生活用品，来表达思旧的情绪。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满族在入关之前，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就是天命、天聪、崇德，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到了顺治，已经拿下江山，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大约在顺治八年，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顾不上。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过渡，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 　　顺治八年，御窑厂开始恢复。顺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烧造龙缸。龙缸是一种标志，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但是，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很容易开裂、变形。你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蒸熟了，它也就开花了，裂了，道理一样。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我们今天看也远。因为远，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他有办法，不需要指令，照样能生产，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当时的市场最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这个时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只有这一朝这么画，叫“一身三现”。所谓“一身三现”，就是画一个龙头，画一段龙身，画一条龙尾，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现。也有一身五现、一身七现，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但一定是单数。当时的这种绘法，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龙纹就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了。 　　 筒瓶 当时还流行一种瓷器造型，象腿瓶，顾名思义，像大象的腿一样，直不隆咚的，又叫“筒瓶”。筒瓶明朝就有了，但入清以后，政府赋予它一个社会学含义，“大清天下一统”，利用“筒”与“统”的谐音。清朝拿下江山，还要统治江山，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号出现。跟我们今天一样，比如我们国家的旗帜是红的，不管党旗、军旗、国旗，都是红的，从象征性意义上说，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但这是象征意义、社会学意义，并非真的拿烈士的鲜血染红。所以，筒瓶在清初的时候，这层社会学含义在社会上迅速推广，非常受关注，受欢迎，数量比较多。 　　我们看电视剧，有一回大家给乾隆送礼，纪晓岚拿了一个桶，桶里面装的全是咱们吃的姜，装得满满的，堆成山形。大家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纪晓岚说：“江山一统（姜山一桶）！” 纪晓岚很聪明，既拍了乾隆的马屁，又省了钱。 　　筒瓶这么有名，很多人收藏起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电话里跟我说：“我买了一个筒瓶，特好。”我问：“画的什么啊？”他说：“画的全是刀马人。”我一听，对，因为当时很多筒瓶画刀马人，就是一些骑马打仗的画片。我说：“你能肯定那个东西是清初的吗？”他说：“根据我所学的知识，那东西一定是清初的。”然后他就买了，兴高采烈地抱来给我瞧。他一进屋，我就乐了。我说：“您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上下一般粗。” 他那是帽筒。清代晚期以后，帽筒盛行，都是直的。他学的知识非常不扎实，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结果买回一个帽筒。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别，我们注意看，筒瓶的口部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个收口。他这“筒瓶”上下一般粗，倒着看和正着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学习收藏是件认真的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过去就讲，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不认真，肯定要受到不认真的惩罚。 　　 康熙大帝 顺治以后就是康熙，我们首先要对康熙皇帝有个简单的了解。康熙皇帝是八龄践祚，十六岁亲政。16岁的一个孩子，今天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能负完全的行为责任。但16岁的康熙，在当时信息传达那么不通畅的情况下，要统治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得有多难。 　　康熙特别喜欢科学，数学、天文、水利，他都非常喜欢。康熙皇帝说起来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除了他的孙子可以跟他比，别人都不能跟他比，在位六十一年。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主，后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干了很多大事，比如杀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都是他的功劳。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为什么后来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他御驾亲征，跟俄国人一通干，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俄国人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怎么这么拼命啊？得了，跟你签条约吧。”于是，中俄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几百年以来，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限制下，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康熙二十三年时，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 　　 康熙青花 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后期逐渐形成定式，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官窑跟民窑不一样，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官窑不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龙的身子怎么弯，须画多长，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 　　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让大臣画《耕织图》、《棉花图》。耕，指吃，种粮食要吃；织，指穿，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的办法，比如有羽绒、化纤，当时没有，所有人的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吃、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康熙当时身体力行。在先农坛，皇上有一亩三分地。我们老说一句话，谁有“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么来的。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康熙青花枯枝花鸟梅瓶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K线图，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这是横向的联系。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刀马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战争场面非常流行，俗称“刀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国》、《水浒》。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比如“百子龙灯”、“狮子绣球”，画的都是战争场面，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早年拍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业》的时候是1979年，建国三十年了。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主题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才在瓷器上画“狮子绣球”之类的喜庆纹饰，一开始绝对不画，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 　　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过去都是骑马打仗，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否则都得让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勤能补拙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逛文物商店。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画的就是刀马人物。那个花盆很大很重，搁在地上，我就蹲下来看。我看的时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就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知道他们犯懒，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拣了个漏儿。 　　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只能写在口沿上。但写在口沿上头，不好看，所以只能写在反面。你只有蹲下，才能看见它的款。从这点上看，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如果我也犯懒，就拣不着漏儿了。我现在往下蹲，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现在蹲的时候得想，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古人就说：勤能补拙。有时你笨，但勤快，这事儿也能成。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寄托款与文字 康熙早期的瓷器，很少写款。原因是康熙认为瓷器上不能写款，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不吉利，不让写。但康熙的很多瓷器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得最多。这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犯大忌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尤其在康熙一朝，大量汉人提出“反清复明”，电视剧里常能看到。当时你要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倾向，就被杀头了。可瓷器上写的款，却都是前朝的款，为什么就能网开一面呢？原因是当时政府认为，对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宣泄口，不能逼得太紧，所以瓷器上允许写前朝的款，寄托汉人的情思。 　　康熙中期以后，瓷器上大量书写汉字，写得比较多的就是《赤壁赋》、《醉翁亭记》、《圣主得贤臣颂》等等。再有就是康熙六十大寿时烧的青花万寿瓶。所谓“万寿瓶”，就是在大瓶上面写一万个青花的“寿”字。今天写一万个“寿”字，我估计一个人得写一个月。用一万个青花寿字装饰的大瓶，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各有一只。 　　康熙本人写一笔非常好的汉字，我讲过，他喜欢董其昌。董其昌是当时江南的精神领袖，康熙写一笔董字，目的就是要平息满汉的这种文化冲突，然后取悦和说服江南的文人。康熙的母亲是汉族人，所以他有一半汉族血统，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天生也有亲近汉文化的基础。 　　康熙中期以后，出现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的笔筒。康熙深知汉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不可撼动。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是他统治江山的必要手段。《圣主得贤臣颂》是怎么回事呢？西汉有一个人叫王褒，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圣主得贤臣颂》，意思是一个圣主，得了一个贤臣，两人共同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在清初的政治背景下，《圣主得贤臣颂》就成为满汉皆能接受的一种官样文章，写在笔筒上，摆在文人的案头。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墨分五色 紧皮亮釉 下面对康熙青花做个总结。第一，从技术上讲，康熙时期的青花是最蓝的，非常漂亮，叫“翠毛蓝”。由于原料的不同，工匠技术的提高，导致康熙青花颜色非常清丽，很容易取悦于人。第二，同样是青花，康熙青花可以分出来层次，称为“墨分五色”。《陶雅》中这么记载：“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写得非常清楚，康熙青花甚至能分出九个层次。所以康熙青花在整个清朝，乃至后来到民国，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清朝青花里最好的。《陶雅》也是这样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康熙青花虽然艳不如明朝的青花，但在清朝这个朝代里，肯定是老大。由于这些因素，收藏者一开始最容易喜欢上的，就是康熙青花。 　　康熙瓷器在工艺上有很大提高，对胎土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分量特别重。过去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较重。它的釉面也显得非常坚硬，有“紧皮亮釉”之说。这些感觉，要自己去慢慢体会。 　　总结 　　天启、崇祯、顺治、康熙，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这一个世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追赶我们的一百年，是我们平稳发展的一百年。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的、领先的。这一时期的青花，实际上跟社会形态有很大关系。比如过渡期的瓷器，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状态都是呈自由倾向的。这里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作个总结。 　　万历时期画的鸟，都是头冲前，扇着翅膀，像临终奔命，有点儿说：大明要完了，咱赶紧跑吧！到了天启、崇祯，鸟就不这么直飞了，它做自由飞翔状，上下左右翻舞。它这时候的心态反而轻松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这样了，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到了顺治呢，这鸟立刻做回头状，飞着还要回头，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儿大发了，也得坐下来歇歇，温故而知新，总算找到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一进入康熙朝，这鸟就肥了。康熙的鸟都是大肚子，按理说那么大的肚子，根本飞不起来，有点儿养尊处优、贪图安逸的意思。 　　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两代五朝，我们从一只鸟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康熙四十年以后，就进入了18世纪，这个世纪就是我们常说的“康乾盛世”。下一讲就讲清中期青花。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雍正皇帝的政治与文化 康熙青花呈一种自由开放的势态，到了雍正，青花风格突变，一反康熙的青翠，变得规范起来。那么，风格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政治有关。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场中力度最大。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如篡改遗诏等等，使雍正下决心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举国上下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亏空钱粮、假公济私、结党怀奸等行为，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经对怡亲王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话说得非常重，振聋发聩。雍正这个态度，使清朝吏治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旨，进行整顿。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员数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个亲戚叫李煦，就是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当时雍正不是很讲理，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受贿，只要你管辖的这块地方经济没搞好，有亏空，你就革职回家。《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康熙晚期的时候，库银有七百万两；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时候，库银有五千多万两，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他原来是雍亲王，正位为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强调自己很正，年号代表正统。野史上猜测，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年号。野史一般都说，康熙的遗诏是“传十四子”，不是“传于四子”。其实，这个说法今天很容易解释，因为“于”字当时可不是简化字，是繁体字。另外，皇帝下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不可能连满文都给改了。 　　事实上，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像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跟他的父亲、儿子都不一样。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没出过北京，日理万机，终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数据的，我们仅以朱批为例说明。所谓朱批，就是皇帝拿红笔在上面批示过的奏折。雍正朝现存的朱批奏折（不是全部），汉文的有35000余件，满文的有6600余件，加起来有41600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按天计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最少写一个字“览”，意思是我看过了；最多的，可达万言。 　　我说过，艺术的表现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雍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他对瓷器产生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官窑画得很拘谨，很规范。 　　风格突变的第二点原因，我猜想与他的艺术修养有关。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我们从养心殿造办处的记事档中，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体，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来的。你自己不高，就没法要求别人。雍正强调的审美非常高，希望这种审美从外表到内涵是一致的，收敛，不张扬，所以他比较喜欢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写到景德镇烧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谓“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窑系统瓷器，比如仿哥窑、汝窑、钧窑等等。 　　雍正不太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不怎么亲民。在康雍乾三朝里，两次有明确文件的亲民记录，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广《耕织图》、《棉花图》，瓷器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非常亲民。乾隆也推广《耕织图》，以及《陶冶图》，说的是怎么制陶，这些都有历史档案可查。 　　景德镇御窑厂到了雍正时期，变得非常完备。康熙晚期的督窑官制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续。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风格 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形象地说，是一枚硬币有两个面。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讲了，雍正上台时，他的修养与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他首先对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彻至极，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所以他一上来就直追永宣，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样。雍正也获得了成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乱真。我甚至认为，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还有一些被视为永宣的青花瓷器，有可能是雍正时期仿造的，只是我们没办法用肉眼分辨。 　　比如，有一个青花绶带鸟纹的大盘，盘子上画的鸟是倒挂着的，姿态活泼。这件盘子原定为是永乐的，我就很怀疑。它不是永乐的，而是雍正的，为什么呢？有两点。一、这盘子尺寸很大，直径将近60公分。从元代到明初，烧造了很多大盘子，甚至有直径70多公分的，但都有一点儿变形。要知道，盘子尺寸大，一入火，稍微有点儿应力就变形了。但这个盘子非常周正，这是一个工艺上的疑问。二、这只绶带鸟的形态不是一个常态，它倒挂着。瓷器一定会受当时绘画的影响。我们看明代的花鸟画，最有名的画家叫吕纪，他画的鸟都是常态，有的鸟都是呆呆的，比如他画的山鸡，就比较呆；偶尔画点儿奔跑的，但都是常态。那么，这只盘子上的绶带鸟是倒挂在树枝上，在追逐一个虫子。从这个鸟的动势而言，我就怀疑是清代的。为什么呢？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华,华新罗，他画的鸟都是这种动势的，非常不常态。后来景德镇出土了一大批永乐时期的大盘子，没有一个是这么画的，鸟都是很正面的形象。 　　那么，文物鉴定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事物要从多角度出发，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横向、纵向，从各个方向比较，才能做出一个终极判断。 　　第二，雍正青花的另一风格就是淡描，首先直追成化。雍正淡描青花显然受万历铁线描的影响。“铁线描”就是用细线表现图案画。比如表现大面积颜色的时候，它不平涂，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画，形成平涂的概念。为什么不直接画成平涂呢？因为平涂需要大量颜料，那时颜料告缺，就以少充多。 　　雍正追万历，两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万历铁线描的目的是为了省材料。雍正则是为了雅，并非追求节省材料，而是作为一个很细弱的表现形式，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形成一种风格。雍正并不是没有材料，青花材料有的是，他就是不愿意使，一定要把瓷器画得非常雅。他不用色块来表现一大片颜色，就是用细线。这种绘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点，在官窑和民窑里都大量出现。 　　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字写得不好的人，首先不能写笔画少的字，第一难写的就是“人”字。不信你回家试试，笔画越少越难写，笔画比较多的字就好写，容易遮丑。这个道理一样，淡描青花由于笔触非常少，所以对画工要求非常高，因为没有可遮掩的地方。你没有功力，就干不了这件事。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赏瓶 从雍正一朝起，官窑基本形成一个定式。比如赏瓶。赏瓶，顾名思义是赏赉之用，赏人的。赏瓶本来有一个名字，叫“玉堂春瓶”。过去皇上看谁顺眼了，谁有功了，就说：“哎，赏玉堂春瓶一对。”底下太监们就传旨：“传旨，赏玉堂春瓶一对。”到后来呢，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一转身就说：“赏瓶一对。”偷懒了，把中间省去了。所以，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赏赉之用的瓶子，就叫赏瓶了。原来的本名“玉堂春”反而不叫了，忘了。原来的名字多富有诗意啊!《清档?雍正记事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可见当时赏瓶的用量比较大，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奖掖官员。你想，皇上送你一对瓶子，摆在家里多荣光啊。 　　雍正时期的赏瓶，目前全国就一例，现存广州文物商店，带有雍正纪年款。雍正以后，赏瓶大规模生产，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莲花，暗示“为官要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督陶官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 　　乾隆八年（1743），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由水路运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图》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 　　 十全老人——乾隆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气的皇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我觉得他都是最有福气的，生与死都在最好的年份。那么，他的福气体现在哪几点上呢？第一，他是盛年登基。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会受很多人的左右，没有办法下判断。乾隆25岁登基，正是人生美好的时光。他一生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对艺术有所偏好，瓷器尤甚。第二，康熙、雍正两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使国家强盛安定，所以他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经营艺术。第三，乾隆皇帝在位最久。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一共加起来是六十四年。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9岁。还有一点，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时间长，国家富足，能大把大把地花钱。 　　乾隆说自己是“十全老人”，他有十大武功，六次南巡，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称为“万园之园”，觉得自己守住了祖业。乾隆晚年的时候，在故宫召开千叟宴，全国各地70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都可以来这儿赴宴。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了，为了吃这顿饭，走了一年到北京，吃完饭走回去，又是一年。这是真事儿，当时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吃饭的时候，乾隆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老年人，说明国家兴旺啊！他对老年人很关心，每人发了一个御赐养老牌，十两白银。这块养老牌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花了当银子用了，如果能留到今天，非常有价值。我曾经见过一块，可惜没买。 　　乾隆当时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跟我们今天很相似。我看新闻里说，国家又给提高了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的态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盛世纹样 那么，反映在瓷器上，乾隆和康熙时期有什么区别呢？到了乾隆盛世，有些改变非常有意思。当时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渔乐图”。康熙时期渔乐图的画面，一般都画捕鱼，比如撒网，用各种渔具想法出击；而乾隆时期画的渔乐图，一般都是钓鱼，是等待。康熙的时候是享受成果，乾隆的时候是享受过程。 　　今天很多人也钓鱼，但跟二十年前的钓鱼一点儿都不一样。今天钓鱼，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鱼”，是为了“钓”，为了这个乐趣。二十年前，钓鱼还真是为了“鱼”，都是相声里说的“二儿他妈妈，拿大木盆来”！目的都是要吃鱼。今天不一样，我的朋友钓完鱼就追着我说：“哎呀，我这鱼钓多了，都给你吧！”我说：“那你钓那么多干嘛？钓多了我也吃不了。”朋友就说：“哎，这不是个乐趣嘛。”他是这个态度，不是想要那鱼。历史上也是一样，乾隆盛世的时候，钓鱼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足的形态。 　　我早年买过一个康熙“渔乐图”的罐，画面上是很多人站在水里，手里拿着一个筐。当时我不明白，看不懂这些人都站在水里，拿一个筐干什么？我是北方人，没见过南方这种工具。后来我查《三才图会》时才知道那个“筐”叫“罩筌”，就是一个筐，但两头是通的，说白了就是没底的筐。《三才图会》上解释说：“罩则竹编，空其两头。”罩筌是竹编的，逮鱼的时候往水里一扔，把鱼罩在里头，然后用手摸。北方人没见过啊！所以我看着上面画着每个人抱一个筐，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图。我刚才讲了，这种捕鱼算是出击，跟钓鱼完全不一样，钓鱼的乐趣没办法享受。今天的人都愿意钓鱼，谁也不愿意拿一个没底的筐在水里咣当咣当地抓，那叫减肥。每个人的知识都有局限，比如我，就不知道南方的事，所以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学习。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查，问问别人。也许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南方人，张嘴就说：“这个东西叫罩筌，在我们老家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估计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艺儿逮鱼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 　　再看动物纹，康熙时期画的动物纹都非常凶猛。比如当时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以麒麟为蓝本。为什么爱画这种瑞兽呢？为的是祈福，祈求天下太平。当时大部分人是从###中过来的，都希望社会安定。那么，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狮子绣球，百子龙灯，动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庆的。 　　社会形态的改变，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同样是狮子，康熙时候画的狮子都张牙舞爪、具有杀伤力；乾隆时候画的狮子，都像哈巴狗，完全不一样。康熙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而乾隆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放心，形态上不一样，内心世界也不一样。乾隆时期的心态跟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大家心态都比较放松，早晨、傍晚，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看不到这种社会形态。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兢兢业业的唐英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记载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过去的不说，唐英上任以来，有五十七个品种出现，今天全部都能够得以印证。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皇上的要求。比如乾隆十三年，《记事档》有这么一档：“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皇上说，你送来的东西怎么还是跟上回一样，都是旧样子，我给你的新样子，你为什么不烧造呢？这次的钱你自己出。处罚非常严厉。史籍上能查到处罚唐英至少有三次，就是让他个人掏腰包。你想，统治一个国家的皇帝，对烧瓷的事还这么费心费力。皇帝什么权力啊？唐英什么权力啊？他只是一个管烧瓷的小官，虽是一个小官，但皇帝给的权力非常大。对于唐英来说，就是“伴君如伴虎”，恐惧啊，生怕什么事情做得让皇上不高兴。 　　唐英从47岁到景德镇，一直干到75岁。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召见唐英，把老爷子接到了北京圆明园。乾隆非常高兴，当着面就赏赐了，说：“你儿子唐寅保学习瓷务，接你的班吧。”唐英肯定是诚惶诚恐啊！乾隆皇帝当时是46岁，唐英75岁，大乾隆一辈人。唐英知道自己老了，但让儿子接班，他也害怕。他心说：我都干了好几十年了，兢兢业业，胆战心惊。你还让我儿子接班，我儿子能不能像我这样扛住了，很难说。当年夏天，七月二十七日，唐英就奏请退职，他写了一个奏本给皇上：“奴才犬马，年齿七十有五，气血日衰，医药不能速效。伏念榷务窑工关系重大，现在虽有奴才儿子寅保随任帮办，唯是寅保究系少年，诸事阅历未久，奴才自顾病事，淹缠一时，猝难痊愈。若不及早奏明，设有贻误，则奴才负罪益深。为此据实奏闻，恭请皇上另择贤员，到关接办。”他就说，我都75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了。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虽然儿子能帮着我，但我觉得他还年轻，阅历不高，我恐怕不能很快痊愈，所以只好及早告诉皇上，我不行了，你另选择别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吧。八月二十一日，不足一个月，皇上隆恩批准。离职几个月以后，唐英去世。当时退休制度不健全，唐英干到75岁。我们今天有多好的退休制度，60岁就退休了。当时是君臣关系，一个督陶官直接跟皇上对话，得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但也表明了君王对陶瓷生产的重视。 　　今天能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都有什么呢？比如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那都是唐英监造的优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国宝。 　　 一失足成千古恨 瓷器到了乾隆时期，尤其青花，都变成一种熟练制作，工艺上没有难度了，不需要创新了，所谓创新都是在原有框架之内。工艺越娴熟，态度就越中庸，颜色也越中庸。 　　比如乾隆的六方大瓶，是生产得很多的一种官窑。我们都知道，瓷器是圆器，非常容易生产，能拉坯，在转盘上一转，就拉圆了。但任何一个不是圆的东西，制作起来都比较麻烦，像六方大瓶，就一定要有模具。有一对青花六方大瓶，66公分高，是德国人瓦德西从中国带走的，在他们家搁了一百多年。瓦德西，大家都清楚，就是八国联军总司令，跟赛金花有点儿关系，或者说赛金花跟他有点儿关系。这个瓦德西当年能挑中这样的东西带走，可见它在当时也非常重要。2006年7月12日，这对大瓶在英国伦敦拍卖，拍了70多万英镑，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 　　这种官窑是有定式的，有很多一模一样的，国内也卖过很多。前几年，北京翰海拍过一个，结果在展览期间，被一个愣头愣脑的人打碎了。那天是展览快结束的时候，事后查看录像，看到那个人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这东西，很高兴，大官窑摆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把脑袋往前一伸，想看仔细点儿。没想到这瓶子放在玻璃柜里，中间还有一层玻璃呢，结果一脑袋把玻璃撞碎了，玻璃又把瓶子切碎了。我们总结教训：见到好东西的时候，要抑制内心的激动，一定要谨慎小心。你想，这个瓶子都二百五十多年了，您这一脑袋还没直接撞上，要是直接一脑袋把它撞碎了，也算光荣，是吧？可你撞到玻璃上，玻璃把它切碎了，就不怎么光荣。如果不小心，有时一失足成千古恨。 　　 清中期青花 我们所说的清中期，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一直到乾隆去世，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就是整个18世纪，史称“康乾盛世”，也叫“乾隆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长达一百年。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盛世，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盛世等等，都不足百年，六七十年就算长的了。仅从青花瓷器上看，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由摹古、创新，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中规中矩，工艺熟练。最后变成熟能生巧，后来能做到生产任何东西都游刃有余，非常容易。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自管理。很多艺术瓷都是皇上直接过问，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为什么？工艺水准高。至于民窑，烧造量非常大。我从喜欢瓷器的那天起，就接触到大量这个时期的民窑。这一点跟该时期的社会繁荣有直接关系。如果18世纪不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优良的收藏品存世。我们历经后来的战争，历经“文革”这样惨痛的教训，依然有那么多瓷器存世，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的质量也普遍很高，有非常精美的，甚至不亚于官窑。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东西“气死官窑”，就是说民窑比官窑还精美。 　　对大众而言，今天收藏市场中大部分官窑的优良品种，老百姓买不起，太贵了。但我们可以考虑当时的民窑瓷器，民窑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生活的乐趣以及收藏的可能。 　　历史很多时候是轮回的，凡事不能永远在一个高点上，就跟股市一样。到了乾隆后期，陶瓷生产由于宫廷的满足而逐渐僵化了。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就完全程式化了。下一讲就讲清晚期青花。 　　 收藏的误解 我刚开始喜欢瓷器收藏的时候，特别鄙视这个时期。这鄙视怎么来的呢？都是老先生教给我的。我当时20多岁，跟老先生聊，一说到嘉庆以后，他就说：“那不能收藏，没用。我们家吃饭的碗就是道光的，谁留那东西呀。”他特别鄙视这个时期的收藏。他跟我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搭售的，比如你在古玩店里，买了一个乾隆的瓶子。店主说：“得了，我这儿还有俩道光盘，您拿回去用吧。”或者说：“我这儿还有一个光绪的盖碗，拿回去喝茶，送给您的。”这些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会儿一听说是嘉庆以后的，就不要了，也不想买。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不管这个时代离我们远近，它都要留下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对于我们不一定重要，但对于后人非常重要。今天要了解那个时期的青花，要用证据来说话，一个青花碗，就可以证明当时整体国力在衰竭。如果嘉庆以后所有的瓷器都荡然无存，今天就没有证据来说话。正因为嘉庆以后有很多东西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能用证据来告诉你：什么是国家强盛的时候，什么是国家衰败的时候。 　　时代的烙印由政治及经济，由经济及文化，对后人都有教化作用。艺术品本身有高低之分，但从收藏角度上讲，很多东西并没有高低，它只代表一个文化符号。所有文化的形成，无可争议地跟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关联，它不能孤立存在。那么，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一定导致文化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一定要有证据存在，这个证据的存在，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收藏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收藏呢？就是拿证据来说话。而博物馆就是用证据告诉你，我们历史上是怎样一个情况。用语言表述都很虚，我说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多高，那是虚的。只有你亲眼看见那个瓶子，那么精美，叹为观止，你才知道究竟有多高。 　　 嘉道不分 先从嘉庆说起。有学者认为，清朝到了这个时期，根本就不需要嘉庆，应该需要另一个雍正出现。嘉庆是个和事佬，除了把和杀了，谁都舍不得杀。和是伤害了他，他多少也算一点儿公报私仇，把和杀了，未能利用和的能量，很可惜。嘉庆的才华显然比不上他的父亲乾隆，不论是政治才华，还是艺术才华，都比不上。他也没有很强的欣赏能力。他自己的个性比较懦弱，所以对臣下都非常宽松。不能说放任，但他确实比较宽容。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君王一个人说了算，君王的个性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个性。那么，嘉庆这种软弱的个性，体现到瓷器上是什么呢？也是软弱。 　　过去的古董行里，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把俩搁一块儿，合称为“嘉道”。那么，“嘉道不分”包含着什么意思呢？第一，说明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优秀陶瓷到此结束。“嘉道的”，听着就是一种轻蔑的口气。嘉道瓷代表着大众的、自由的、很随意的标准盛行。第二，嘉道瓷是陶瓷中因循守旧的产品，过去在古董行里被称为“大路货”。这种东西不是收藏用，是摆放装饰的。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不懂，买两个大掸瓶，家里摆着，反正不太贵，摆着好看就行，碎了也不可惜，等级比较低。第三，嘉道的东西过去不作为收藏品，博物馆里也很少有。20世纪80年代编写《中国陶瓷史》的时候，瓷器写到乾隆为止，下面就说“嘉庆、道光以后，江河日下”，完了，连写都不写，比较蔑视。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呢？首先是国力衰竭。我们看那段历史，嘉庆的问题不是嘉庆时出现的，而是乾隆晚期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有和。有一句话叫“和跌倒，嘉庆吃饱”，但和真的跌倒以后，嘉庆并不能因此吃饱—和一个人的财产不能救整个国家。当你没有生产力的时候，和的财产只能解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局面。当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走下坡路，已经无力挽回了。 　　19世纪是中国不堪回首的一个世纪，很多优良的文化遗产都在这个时期毁之殆尽。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比如永乐时期在南京修造的报恩寺塔，这些著名的中国景观，都在这个时期毁灭。19世纪这个不堪回首的世纪，又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就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能感受那个时代带来的痛苦。今天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而战争社会的残酷是和平时代的人不能想象的。那么，祸根是什么时候种下来的呢？就是乾隆晚期到嘉庆。在这个时期，优秀的督陶官制度就此终结。制度没了，剩下的都是“代管”。什么事一代管，就得瞎一半儿。景德镇改成地方官去代管，不是中央派大员来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一看就是官方不重视了。嘉庆以后的官窑，形成一个简单的定式，就照着以前的路子，该怎么烧，你给我烧出来完事，不求创新。 　　但嘉庆初年的时候，还有一点儿好东西，为什么？乾隆爷还在呢！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两个年号。老百姓就知道：嘉庆改元了，称嘉庆元年、嘉庆二年、嘉庆三年、嘉庆四年。那宫里怎么说呢？得叫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乾隆六十三年、乾隆六十四年，还要承认乾隆的余威。所以在这个时期，有一模一样的瓷器，但款识写得不一样，一个写“大清乾隆年制”，一个写“大清嘉庆年制”。景德镇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中央政府提供，两边都得讨好啊，所以两个款都得写着。一回烧俩瓶子，写爸爸一个款，写儿子一个款，反正谁都不得罪。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以前没有权力，杀和都是乾隆死后的事。乾隆刚一驾崩，嘉庆几天之内就动手了。按照过去的说法，老爷子尸骨未寒啊，这边就动手了。但是谁都明白，只要乾隆有一口气在，嘉庆都不可能杀掉和。 　　 江河日下的嘉道瓷器 嘉道以后的青花，颜色开始清淡，釉面开始稀薄，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这是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景德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产品从质量到数量都在下降，技术人员大量流失，青黄不接。这个时期的特点在瓷器纹饰上有所体现，能够看出纹饰开始变得软弱，跟人物性格一样。我讲过，康熙时候的龙纹，都极富有扩张性，极富有杀伤力。到了乾隆，就变得非常平缓，是一个标准的龙纹。到了嘉庆，这龙纹就有意思了，它变得非常妩媚，非常软弱，好像在讨好世人。三个阶段，都能感受出微妙的变化。我老说，嘉庆那龙，就跟刚洗了澡出来似的，特别干净，一看这事就要瞎。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去逛市场，他看见一个瓶子，问我：“这个瓶子是什么时候的？”我说：“这是嘉庆的。”他一看，底下没写款，就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这龙，跟洗了澡似的，特妩媚。”他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说：“这会儿是时代往下走了，这龙也打不起精神了。”他就说：“那这个东西没款，能不能买？”我说：“从今天的收藏角度看，可以买，它依然能代表那个时期最有价值的瓷器。”我当时告诉他这些特征以后，他就把这瓶子买了。从这件事能看出，鉴定时首先要紧扣大的时代特征，先不要追求细部特征，那些需要你慢慢去体会。要考虑多层因素，不能只考虑一个因素。有时瓷器以外的因素，比瓷器以内的因素还重要。 　　当时还有个典型的画法叫“勾子莲”。过去老古玩行都说：“那瓶子是勾莲的。”在雍正、乾隆时期，画的最多的一个图案叫“缠枝莲”，跟宗教有关，非常优美的缠枝大莲花。我讲过的青花赏瓶，上面画的都是莲花，谐音“清廉”。到了嘉道以后，偷工减料，缠枝莲都画得特别简单，一个勾就画出一朵花，所以叫“勾子莲”，简称“勾莲”。过去叫“缠枝莲”，好听吧；“勾莲”，从叫法上就是一种蔑视，听着就弱。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橘皮皱与浪荡釉 当时的瓷器由于质量下降，出现一个特征叫“波浪釉”，也叫“浪荡釉”，就是整个釉面不平，对着光一看，就跟风吹在水面上一样，所以叫“波浪釉”。雍正瓷器的釉面也不平，这个特征叫“橘皮皱”，意思是像橘子皮。橘子皮什么样，瓷器釉面就是什么样。问题是我今天这么说，你回去买一个大橘子，对着看瓷器，还是肯定有差距。我们是要感受它微妙的变化。那么，橘皮皱跟波浪釉之间有多大区别呢？波浪釉是大面积不平整；橘皮皱则是大面积平整，只有小面积有缩釉的感觉。 　　我曾碰见一个特别执拗的人，他拿了一件瓷器给我看，说：“你看我这橘皮皱。”我说：“这叫波浪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有差距，语言传达不可能像数字一样准确。我说是波浪釉，他非说是橘皮皱，我怎么跟他抬杠？没法抬杠。然后我只好说：“就算你这是橘皮皱，也不是橘子皮，是柚子皮。”这两者的区别，一定要拿到真正的雍正橘皮皱，拿到嘉道的波浪釉，对比一下，才能感受到差距。所以，关注细节，才能有胜算。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如果不关注细节，觉得差不多就行，那肯定不能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感受这种生活中的微妙变化，你才能有所不同，才会感受生命的意义。我所说的生命，不仅是指生理学上的生命，而且包括一个艺术品的生命。 　　 多事之秋 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1841年，时逢辛丑，鸦片战争失败，英军强占香港岛，次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从此被英国人管辖。辛丑年，非常有意思。我查了一下历史，在清代，每个辛丑年都有大事发生。清代的第一个辛丑年是1661年，这一年康熙即位。康熙即位后，开创了康乾盛世的良好开端。到了下一个辛丑年，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个皇帝能做满六十年，非常不容易，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这一年，康熙68岁，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他非常满足。他为了记住这一年，烧造了一批特殊的瓷器，写了一个款，历史上只有他写过，叫“又辛丑年制”。康熙的意思是：我辛丑年登基，六十年了，又赶上辛丑年了。我就烧造了“又辛丑年制”瓷器，以示纪念。在中国的制瓷历史上，独此一例。第三个辛丑年，是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首发。我们知道，盛世修典，《四库全书》是乾隆盛世在文化上的体现。第四个辛丑年，是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香港被英军强占，一直到1997年回归。第五个辛丑年，是1901年，著名的《辛丑条约》签订，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失败了，中国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认为能把鬼子赶出去。但最大的灾难紧跟而至，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焚毁。电视剧里描写得都很简单，说咸丰皇帝听了这消息以后，吐了口鲜血，很快就死了，不管了。但事情没这么简单，你吐口鲜血死了，这事就完了？谁为此事负责呢？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咸丰即位之道（1） 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他20岁登基，31岁去世。看历史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想：历史很多时候惊人地相似。明朝的正德皇帝31岁去世，清朝的咸丰皇帝也31岁去世。这两个皇帝惟一的共同点，都是他那个朝代最荒淫的皇帝，最喜欢女人的皇帝。咸丰对治理国家没什么办法，他治理女人还有点儿办法，不是弄了个慈禧吗？其实他也没治理慈禧，最后让慈禧把他治理了，最后都是慈禧说了算。 　　咸丰能够即位，非常取巧。他怎么能够当上皇帝呢？是受他的一个老师杜受田的教诲。《清史稿?杜受田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咸丰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与杜受田老师朝夕相处，受其教诲。老师天天教他怎样做人，学各种学问，一共学了十多年。他20岁登基，从6岁到20岁还有十四年。道光皇帝晚年的时候，考虑立储的事，要决定谁做接班人。有一次道光带着皇子们去南苑打猎，所有皇子都各显其能。跟着爹一块儿出去打猎，那当然要显出自己的本事。清朝人很注意武功，不能光有文，还得有武。所以每个人都在拼命打猎，打得最多的是恭亲王，获禽最多；咸丰呢，一箭未发，没有打着东西。道光问他：“你这是为什么啊？”咸丰就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他说的意思是，现在正是春天，鸟兽都在繁育阶段，我不忍伤生，怕妨碍了天地的和谐。这话说得高吧！他什么都没打着，话说得漂亮。道光皇帝大悦，高兴啊，就说：“此真帝者之言。”意思是这真是帝王的话。所以后来就秘密立储，立的是咸丰。其实咸丰说的这段话都是杜受田的传授，有高人指点，不是他自己的话，是他老师告诉他要这么说。 　　清人笔记《清人轶事》中还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有点儿类似。道光晚年的时候，一次生病了，召两个皇子进屋谈话，借以决定让谁来即位。两个皇子，一个是咸丰，一个是恭亲王。这两个人被叫去之前，肯定都得请教老师：“我去了以后怎么办？我爹问我的事，我怎么回答呢？”恭亲王的老师叫卓秉恬，就跟他说：“如果皇上问起，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想就怎么说，你本事大，不怕。”杜受田则跟咸丰说：“你要是上去说时政，肯定不抵六爷，你那智慧不灵。惟有一策，就是你别说话，只要皇上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你就趴地上哭，就行了。”果不其然，两人进去以后，皇上就说：“我老了，不久就要让位了。”每个人都一样，人老了，身体弱的时候，都不会很避讳。这时咸丰趴在地上就哭，鼻涕都流到地上了。然后道光大为感动，就觉得：哎，这孩子孝顺！于是立储就定在他身上了。所以有时多说不是什么好事。咸丰如愿以偿当上皇帝，跟杜受田有很大关系。咸丰即位以后，杜受田一家子都是荣华富贵。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位继承都非常残酷。清朝恐怕只有乾隆不算残酷，因为当时几乎没人跟他竞争，乾隆登上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剩下的都比较残酷，需要动很大心计。如果当时具有政治才干的恭亲王当了皇帝，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咸丰是清朝最昏庸的皇帝。我说他昏庸，是他成年以后昏庸。同治是幼年登基，成年以后刚想干事，死了，才19岁。光绪也是幼年登基，他后来很想展现自己的才华，只不过被慈禧罩着，压抑着，所以不成。咸丰是20岁登基，活到31岁，这十一年都干什么了？咸丰对艺术没什么追求，他比较喜欢女色。后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他临死前还召了很多宫女在那儿伺候他。咸丰最有名的事，也就是和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女人—慈禧有关系。 　　咸丰在位的时间，应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第一，鸦片战争的后果他要承担，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位这十几年，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像《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条约。第二，太平天国运动贯穿他统治的始终，令他产生极大的压力。再有，就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咸丰朝官窑瓷器 由于上述原因，景德镇被迫停烧，咸丰的瓷器就极少。从收藏角度上讲，反而凸显价值。为什么？少！带有“大清咸丰年制”款的瓷器特别少，跟前面的嘉庆、道光，后面的同治、光绪，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他是一，别人都是百。 　　咸丰青花的特点就是非常细弱。咸丰时期不管画什么，都变得没有力量。比如同样画棵树，清初画的树都非常虬劲有力，咸丰时画的树就像舞台上搭的背景，一个纸片插在那儿，是棵半死不活的树。咸丰时画匹马，我老说像马戏团刚演完戏的马，出来都蔫了，没有生机。雍正那时画的山就是山，树就是树，动物就是动物。咸丰呢，什么都是一张纸。那么，咸丰一朝是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弱点呢？知道。所有窑工都知道：我们不抵祖上了，我们不如雍正，只好照着雍正那样画吧。所以在咸丰一朝，仿了大量雍正的瓷器，底下写“大清雍正年制”，写祖上的款，不写自己的款。但你一看，就是个模仿秀，怎么弄跟真人也不一样。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个咸丰仿雍正的青花山水瓶。他也琢磨了很久，以为是雍正的，最后交完钱兴高采烈地抱给我看。我告诉他：“你这不是雍正的，是咸丰仿的。”他一下子特别沮丧，然后说：“我恨不得给它摔了，花那么多钱当雍正买的，窝囊！”我说：“这事你也不必急，就当一个教材，将来你能跟人家说，这是咸丰仿雍正的，还学一门知识呢。”后来他就把这个瓶子搁在盒里，塞到床底下去了，一塞就是十多年。突然有一天，他找我来了，说：“哎，我早年打眼的那瓶子特值钱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藏首先是学到知识，获得乐趣。经济上的乐趣，有时是上天给你带来的，不是你追求的。所以买错了，也没有问题，你学到了知识，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可能你当时买错了，最后也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利益，那是时间在起作用。没有时间这个坐标，你不可能获得这个利益。 　　 同光中兴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经济进入中国，多少也刺激了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可以说，同治、光绪时期，一直是她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同治皇帝最早定的年号是“祺祥”，后来由于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等人，两宫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所以改年号叫“同治”。慈禧太后能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说慈禧太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她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五十年，绝对不是个一般人。她具有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有极强的政治才能。她赶上了同光中兴，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但她当时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于是她就不断出卖主权，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定。 　　这时的青花瓷已经彻底不讲艺术性了，就是按照定式去生产，日用瓷与艺术瓷的区别不大。比较一下，雍正、乾隆时期，日用瓷就是日用瓷，艺术瓷就是艺术瓷，很明确。同光时期就都一块儿用了，画的图案都差不多。但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瓷器背景：粉彩的数量上来了，粉彩跟青花平分天下。我在讲元青花的时候说过，惟一可能撼动青花地位的就是粉彩。在晚清同治、光绪的时候，粉彩就对青花发起了挑战。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局面。清朝有四个皇帝在紫禁城办的大婚，同治、光绪都是。光绪大婚的时候，提前做了很多准备。这时定烧的大婚专用瓷器，大部分都是粉彩，说明粉彩当时的社会地位比青花高。这时景德镇御窑厂也大量烧造青花祭器，为东、西两陵做准备。我们都知道，清代的皇家陵寝是清东陵、清西陵，当时陵寝中需要大量随葬品，比如青花大缸等等，所以当时政府下令大量烧造。 　　同光时期还有一类比较精美的官窑青花瓷器，比如“体和殿制”。体和殿，是慈禧太后住在储秀宫时用膳的地方，所以“体和殿制”的瓷器说起来都是她的餐具和日用器。慈禧太后当时要求自己用的瓷器，都要署上自己曾经住过的殿堂名，比如还有“储秀宫制”的瓷器。这些瓷器上引用了一些外来的带有点儿洋味的图案，有些立体感。再有，慈禧在50岁、60岁、70岁大寿的时候，都大量烧造赏赐用瓷。史料记载，慈禧太后50大寿的时候费银15000两，60大寿的时候费银121100两，70大寿的时候费银38500两。 　　 打仗还是打架 中国历史上的收藏热，同光中兴到民国时期是第四次。这一次跟此前的三次有所不同，前三次都是内需，这次是外需。由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大量吸走中国的瓷器，用各种方法使中国瓷器流向国外。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中国瓷器，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时期流出去的。由于这次收藏热，大量仿品出现。这时仿品的目的就是欺世，跟乾隆时期完全不同。乾隆的摹古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清末的仿古则是要牟利，为了欺世。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无法判定瓷器是哪个年代的，都是凭感觉买东西。那时候也没人教课，也没有《百家讲坛》，没有人教怎么鉴定。 　　那么，西方人最喜欢什么啊？“刀马人”。我讲康熙时说过，所以晚清仿了大量的“刀马人”。西方人不是喜欢吗，给他找个老的太麻烦，画一个多容易啊，得了，现画一个卖给他吧。于是当时大量仿品都流向了欧洲。我就见过一个朋友买了这么一个青花大瓶，他跟我说：“我这是去欧洲旅游时买的，不是在国内买的，这是康熙的，你看底下写着‘大清康熙年制’呢！”我说：“仅此一条就错了。”因为我们能见到的凡是画刀马人物的大瓶底下，从来没写过“大清康熙年制”，一般都写明朝的年号。我告诉他这是晚清的仿品，说起来也有一百多年了。 　　那么，晚清跟康熙的刀马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康熙的刀马人一看就是在打仗，气势都出来了。晚清的打仗，就不太像打仗了，像戏剧片，两个人比划一下就完了。我跟那朋友说：“你这哪儿叫打仗啊，这叫打架！”另外，画得也不是很丰满，细部不注意，人物弱，布局散。 　　在收藏中，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你喜欢刀马人，就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时期流行刀马人。第一个时期是康熙时期，是一种创作；第二个时期是同光中兴，是一种模仿。你要知道创作和模仿之间的区别，这非常重要。 　　今天来看清末的仿品，质量都比较低，要让我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倒是如今的仿品，仿得比同光时期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信息跟今天的信息相比较，沟通能力特别差。你要想仿一个瓷器，必须得找一个原型搁这儿看着仿。今天不需要，有画册，有电脑，甚至有录像，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当时窑工没有这个条件，都是凭脑子记，见过一个差不多的，就画上了。所以，当时的信息沟通不够快捷，不够准确。我们常说：眼高手低。眼高，不一定手高；但眼低，手一定低。今天信息业的发达，导致仿品非常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过去的仿品一律做不到的。今天可以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器都仿出来，能仿得非常像，就是因为信息业的发达。 　　 珠山八友 清代的最后一朝—宣统，仅三年。相声里说：“宣统，就是悬着，一捅就掉下来了。”国家的动荡，使景德镇的官窑基本陷于停滞，品种很少，都是常用的赏瓶、碗、盘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以后，景德镇摆脱了官方的束缚，摆脱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惯性，出现了一批民间陶瓷艺术家，有的还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在景德镇发挥自己的个性，制造了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最漂亮的一种青花瓷器。其代表人物就是珠山八友。 　　珠山八友主要是创作瓷板画，以瓷板为纸，在上面作画。民国时期非常流行把瓷板挂在墙上作为装饰，跟挂画一样。珠山八友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画彩瓷的，王步则是青花的领军人物。他的青花画得非常生动，跟以前的青花完全不一样，明显是受了西画的影响。珠山八友在工艺上没有什么改进，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而不去按照一个模式画。珠山八友可不是八个人，是以王步、邓碧珊等画家为首的一批人，跟扬州八怪一样。扬州八怪也不是八个人，有十几个人呢。过去珠山八友的瓷器不受重视，但近些年也开始被关注了，价位也有所攀升。 　　我用了七讲的时间讲青花，在《陶瓷篇》中占了很大比重：元青花、明早期青花、明中期青花、明晚期青花、过渡期及清早期青花、清中期青花、清中晚期及民国青花。青花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就是景德镇的发展脉络。七百年来，青花依然可以称之为瓷器的霸主，其地位无法撼动，对我们今天，乃至对以后的中国，都会有深远影响。 　　一般说来，青花在历史上有三次高峰，分别在元朝、明永宣、清康熙。在这三次高峰中，青花瓷器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各有千秋。从某种意义上讲，青花瓷器就代表了中国瓷器。大部分西方人都是通过青花来了解中国瓷器，乃至了解中国文化的。 　　青花，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名字，非常有诗意，也非常浪漫。它的科学名字应该叫“釉下蓝”，或者叫“釉里蓝”。与之相对的，就是“釉里红”。下一讲就讲釉里红。 　　[END]